由于船籍國和貨主國的法律不同，最初共同海損的理算比較混亂。為了解決共同海損理算上法律適用的混亂，統一各國的共同海損理算立法，1860年6月，英國以及歐美一些主要海運國家在英國格拉斯哥召開了一個討論共同海損問題的會議，制訂除了“格拉斯哥決議”,后經不斷修改和補充，形成了《約克·安特衛普規則》。

共同海損制度雖然是各國共有的海事總原則，但由于各國政治經濟制度的不同，航運事業發展規模不同，航海貿易習慣不同，在貫徹執行中也頗多差異。由于立場不同，共同海損有共同安全說與共同利益說的爭論。

共同安全說的觀點是，應當嚴格按照共同海損的概念來劃分共同海損的范圍，因而可以列為共同海損的只限于為了解除共同風險而造成的特殊損失和支付的額外費用。所以當船舶在采取共同海損行為以后一且獲得了安全，也就表明船貨已經共同獲得了安全，在這以后再發生的任何損失和支出的任何費用都不能再列入共同海損范圍。共同安全說認為，共同海損的產生只是由于發生了共同風險，采取共同海損行為的目的只是為了解除共同風險，所以可以列入共同海損的也只能限于發生共同風險以后到獲得共同安全以前這一階段內的損失和費用。這種觀點由于強調的是獲得共同安全，故被稱為共同安全說。

如果共同海損的損失和費用只能限于發生共同風險以后至獲得并同安全以前這一段時間內，那么船舶在安全到達避難港以后，為恢復船舶繼續航行也就是恢復適航狀態而進行的必要修理等費用就不能列入共同海損范圍。這顯然有利于貨方和貨方保險人，也正因為如此，共同安全說的觀點得到海上貨物運輸中的貨方支持。

與共同安全說不同，共同利益說認為可以列入共同海損范圍的不只是限于發生共同風險以后至獲得共同安全以前這一階段內的損失和費用，還應當把為使船舶繼續航行獲得安全保障所引起的損失和費用也包括在內。因為船舶承運貨物的目的是為了將貨物安全地運往日的港、如果發生共同風險后僅僅把船舶安全地救助至避難港，實際上，“風險”并術完全消除，只有當船舶在避難港修復，重新獲得適航的條件時，船舶才有可能繼續履行貨物承運義務。共同利益說主張船舶在避難港到修復適航為止這一階段的損失和費用也都應列入共同海損范圍。由于在避難港到修復適航，使船舶能夠繼續航行并將貨物安全地運到貨物運輸合同所規定的目的港也是托運人即貨方的愿望，所以這種主張既考慮到了船方的利益，又顧及了貸方的實際利益，共同利益說即由此得名。

如果船舶在避難港到修復適航為止這一期間的損失和費用也應進行共同海損理算的話，那么船方和船舶保險人便可以要求貨方來共同分攤這些損失和費用，它們不必再被當作單獨海損而由船方和船舶保險人單方面承擔。這無疑是有利于船方和船舶保險人的。由此可見，并同利益說的觀點代表了海上貨物運輸中的承運人即船方的立場。

雖然共同安全說和共同利益說在確定共同海損范圍上的分歧很明確，但在國際航運實踐中這兩種觀點往往不能清楚地分開，所以在實際的做法上是比較混亂的。由于這兩種主張代表了貨方和船方間的爭論，發展到今天已成為代表貨方利益的發展中國家與維護船東利益的西方海運發達國家之間為改變國際航運中的不合理現象而斗爭的一部分。以共同安全說為基礎，卻又以共同利益說為主線的《約克·安特衛普規則》可說是這兩種觀點之爭的反映。該規則的7條字母規則其實代表了共同安全說的利益，而22條數字規則體現了共同利益說的觀點；盡管字丹規則是作為原則規定的，但當字母規則與數字規則有矛盾時，字母規則應服從數字規則，可見《約克·安特衛普規則》又是兩種觀點相互妥協的產物。

1. 《約克·安特衛普規則》

1877年在比利時安特衛普召開的會議，將1860年的“格拉斯哥決議”進行修改和補充，于1877年正式定名為《約克·安特衛普規則》(The York-Antwerp Rules)。后經1877年、1924年、1949年、1974年、1994年及2004年的多次修改，是世界上使用最廣泛的共同海損理算規則。

《1974年約克·安特衛普規則》全文共30條，分為三組條文。第一組條文為總則性的條文解釋。第二組條文為7條字母規則(Lettered Rules),是有關共同海損的原則，具體為：共同海損的定義，共同海損的分攤，共同海損行為引起的損失程度，共同海損成立條件以及與過失方的關系，舉證責任，附加費用以及關于船舶估值的依據。第三組條文是23條數字規則(Numbered Rules),是有關共同海損的實踐運用規則，包含拋棄貨物，拋棄損壞和為了共同安全而作出的犧牲，船上滅火，切割殘骸，主動擱淺，救助費用，機器或鍋爐的損壞，船舶擱淺減載造成的損壞和費用，船舶的物料和材料用作燃料，避難港費用，船員的工資和維持費用及其他費用，卸貨過程中貨損，修船費用的扣除，臨時修理，運費滅失，共同海損犧牲引起的貨物損失金額計算，共同海損分攤價值，受損船舶，未申報或錯報貨物，提供資金，共同海損犧牲和費用的利息損失，保證金處理，法定限制等內容。

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和國際海事立法的加強，《1974年約克·安特衛普規則》已有落后之處。尤其是《1989年國際救助公約》,增加了對構成環境污損船舶進行救助的特別補償條款，以及在確定救助報酬時所應考慮的防止或減輕污染的因素。該公約突破了傳統海事救助的“無效果，無報酬”原則，對共同海損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1994年國際海事委員會對《1974年約克·安特衛普規則》進行修改，修改后的規則稱為《1994年約克·安特衛普規則》。與《1974年約克·安特衛普規則》相比，增加了首要條款，彌補數字規則的不足，從而進一步強調共同海損犧牲和費用的合理性。同時，劃定了拖帶和頂推作業中的船舶是否處于同一航程的界限。對于處理環境損害或清除污染物的費用問題，也有了明確規定。

2004年國際海事委員會對《1994年約克·安特衛普規則》進行修改，修改后的規則稱為《2004年約克·安特衛普規則》,該規則自2004年12月31日后盡快適用。如果新規則被采用，由于擴大了船方的賠償額，減少了貨方的共同海損分攤，船舶保險人將要求增加保險費，而貨物保險人則可能降低保險費。這樣，在船方和貨方及其保險人之間將發生費用的轉移。此外，新規則如果能普遍適用，則會影響到運輸和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法規和海商法也可能需要做相應的修改。

這次對規則的修改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規則6將大部分救助報酬排除在共同海損之外。修改后的規則對此規定如下：“救助款項，包括所生利息和相關的法律費用，應由付款方自行承擔而不得納入共同海損，除非與救助有關的一方已支付應由另一方承擔的(根據獲救價值而不是按共同海損分攤價值計算的)全部或部分救助費用(包括利息和法律費用)。在理算中，應由另一方支付但該方未付的救助費用應貸記付款方，借記由他方代其付款的一方?！币巹t11規定船舶在避難港停留期間的船員工資和給養不得確認為共同海損；規則14將臨時修理費用確認為共同海損，應減除船方的節??；規則20規定共同海損費用不給予手續費；規則21規定采用浮動年利率計算利息；規則23增加了索賠共同海損分攤請求權的時效規定。

《約克·安特衛普規則》不是強制性的，在實踐中，由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船東可能要考慮一下適用新規則將會出現的情況，很可能會在合同中繼續規定適用1974年或1994年《約克·安特衛普規則》。這樣一來，在一段時間內，新規則可能不被采用，或者會出現1974年、1994年和2004年《約克·安特衛普規則》三者并存的局面。

2. 《北京理算規則》

共同海損理算是一項專業性和技術性很強的工作。過去我國的理算工作只能聘請國外理算師按照《約克·安特衛普規則》理算，理算金額十分高昂。經過10余年的努力，我國在1969年正式成立了自己的理算機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共同海損理算處。在總結實踐經驗基礎上，并參照了國際慣例，中國貿促會在1972年起草了《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共同海損理算暫行規則》,簡稱《北京理算規則》(Beijing AdjustmentRules),1975年1月1日公布。

《北京理算規則》由前言和8條規則組成，分別對共同海損的范圍、共同海損理算的原則、共同海損損失金額的計算、共同海損的分攤、利息和手續費、共同海損擔保、共同海損時限和共同海損理算的簡化等作了明確規定。

與《1974年約克·安特衛普規則》相比，《北京理算規則》條文清楚、文字易懂。除了強調實事求是、公平合理的原則以外，它還強調避免繁瑣的手續和計算，要求理算書能簡明扼要，便于執行，尤其主張對性質簡單的共同海損案件可作簡易理算，對小額案件在征得當事人同意后可不進行理算。這些規定有利于減輕各有關方的負擔，提高工作效率。但是，條文過于簡單也會造成不夠細致、不易應用的結果，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就需要有關實施細則加以補充。國外船東、租船人和其他承運人為此還指出，用過于簡單的理算規則規定來處理情況錯綜復雜的共同海損事故，勢必會賦予理算人過大的權力。這個意見是很中肯的。

此外，《約克·安特衛普規則》,不要求理算必須與過失責任掛鉤，規定船方宣布共同海損事故后，理算人不問引起共同海損事故是否為承運人的過失責任，一律進行理算，待理算書作成后再去追究責任，如果最后確定是承運人責任，貨方就有理由拒絕分攤共同海損。與之相反，《北京理算規則》采取的原則是“先判定責任，后進行理算”,明確規定對確因運輸合同一方不能免責的過失而引起的共同海損案件不進行理算。也就是說，在共同海損理算之前，首先要弄清承運人在事故中有無過失，船舶在開航前是否適航，承運人可否享受提單條款下的免責權利，這成為貨主或貨物保險人是否接受共同海損分攤的前提，而這場理算進行前的爭論將由理算人來判斷是非。對此，國內外保險和航運界是持有異議的，認為這種做法與共同海損成立條件的規定不相符合。在實踐中，我國有不少運輸合同就已不用“發生共同海損爭議應按1975年《北京理算規則》理算”的做法，而改提“按國際慣例即按《1974年約克·安特衛普規則》進行理算”。

因此，我們在肯定《北京理算規則》有優于《約克·安特衛普規則》的特點同時，應注意在實踐中對它的充實和完善。